核心提示：中国共产党为什么能够拥有强大抗体，所以能纠正错误不断前进；保持与时俱进，因而能与时代同行；不断清洁自身，坚决反对腐败，更是赢得民心的关键。纵观党的90年，虽然各个阶段的特征不同，但反腐却一直贯穿其中。

本文摘自《廉政瞭望》2011年第7期  作者：周丽萍 舒炜   原标题：90年反腐风云

一个50多人的政党，90年间发展到拥有8000万成员的世界第一大党；一个积贫积弱的半封建半殖民地国家，60多年后在世界上傲然卓立，成为全球第二大经济体；一个饱受苦难的民族，在新世纪迎来了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令人振奋的曙光。

中国共产党为什么能够拥有强大抗体，所以能纠正错误不断前进；保持与时俱进，因而能与时代同行；不断清洁自身，坚决反对腐败，更是赢得民心的关键。

纵观党的90年，大体可划分为三个阶段，革命战争阶段，社会主义建设阶段，改革开放以后至今。三个阶段各有其鲜明的时代特征。共通的是，反腐大旗一直在高高飘扬。

真金炼自革命熔炉

时间：1921年7月～1949年10月

经典场景：井冈山茨坪西南面的荆竹山有一块长3米、宽2米的花岗岩，因为曾遭雷击，故名“雷打石”。这里是“三大纪律八项注意”的发源地，1927年10月，毛泽东就是站在这块石头上，向部队宣布了三项纪律：行动听指挥，不拿老百姓一个红薯，打土豪要归公。

典型案例：谢步升案黄克功案肖玉璧案

艰苦的革命斗争环境，是去芜存菁的革命熔炉。中国纪检监察学院副院长李永忠分析说：“此时的腐败问题总体较少，战争成为了反腐败的最好载体。革命战争本身就教育了我们的党员干部，只有反腐败才能保持和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革命才能成功。”

客观上说，在革命战争那种艰苦严峻的环境中，腐败的前置条件并不充分。但是，少腐败并不等于没有腐败。从以瑞金为中心的苏维埃政权建设到以延安为中心的根据地政权建设，中国共产党一直对腐败保持高度警惕，在探索中不断加强监督，为今后反腐倡廉积累了必要经验。

在这一阶段，毛泽东就亲自处理了谢步升案、左祥云案、瑞金贪污腐败窝案、黄克功案和肖玉璧案等五大腐败案。四川省直机关党校教授魏敏生认为，这些反腐案例具有重大意义，尤其通过黄克功和肖玉璧的两个案例，更是向全体党员和广大人民宣告了党坚定的反腐败决心。纵是劳苦功高，只要触犯党纪和相关制度照样会受到惩处；纵是标的额少，但执法者一样要秉公办案，不留情面。

抗战时期，各边区民主政权都将严惩贪污腐化、肃清贪污浪费作为施政纲领的核心内容之一。陕甘宁边区政府1938年公布的《惩治贪污暂行条例(草案)》一直是理论界研究反腐败法理问题时引用最多的文献之一。中共成都市委党校教授刘益飞认为，这些条例惩办措施严厉得甚至有些“不近人情”，如东北地区规定贪污2万斤高粱米市价以上者，处以死刑或无期徒刑；晋冀鲁豫地区规定贪污7000斤小米市价以上者，处死刑或无期徒刑。

党史专家总结指出，此时的反腐败，充分依靠了党内民主，大部分事情都可以纳入民主讨论会。一为正本清源，坚固营垒；二为树立党在群众中的威望，让民众信服。

在解放战争期间，中国共产党的清廉同国民党的贪污腐败形成鲜明对比，深得群众拥护，民心所向胜过百万雄兵，这是中国共产党能够夺取全国胜利的重要原因。

阶段特征：战时反腐民主反腐

总的说来，这一时期的反腐有两大特征，一是革命党思维下的铁腕反腐，执行铁的纪律；二是民主反腐，用好了民主这一遏制权力腐败的法宝，体现在建立健全民主制度和加强群众舆论监督上。

同时，反腐败的战时特点明显，最终的执行是通过中央领导集体的“批示”来决定的，而不是通过党纪和法律的规定直接执行。

在曲折中探索前行

时间：自建国到改革开放前

经典场景：这一天是农历正月十五，也是个周日，刘青山、张子善贪污案公审大会在保定市体育场举行。头戴一顶水獭皮帽的刘青山身穿一件藏青色大衣，脚蹬一双油黑发亮的皮鞋，胸前挂着一块长2尺宽1尺、上写“大贪污犯刘青山”字样的布牌，特别引人注目。刘青山刚上来时依旧是一副“江湖好汉”的样子，但随着在场的2万多人用愤怒的目光扫向他时，刘青山浑身一颤，下意识地挺一下脖子，抬头看了一眼，又无力地垂下了头……

典型案例：刘青山、张子善案

建国后，中国共产党开始经受执政的考验，第一代领导集体对执政党开展了反腐败斗争的实践和理论探索。进京“赶考”前，在1949 年3月的七届二中全会上，毛泽东就告诫全党要警惕“糖衣炮弹”的进攻。

言犹在耳，建国初期就有一些党员干部经受不住考验，贪污受贿等腐败现象开始出现。中国共产党果断采取措施，在全国开展了反贪污、反浪费、反官僚主义的“三反”运动。据不完全统计，到1952年1月，全国共查出贪污旧币1000万元以上的贪污犯10万余人，判处死刑的有42人。紧接着在1952年4月8日，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通过《中华人民共和国惩治贪污条例》，新中国第一次以法律形式对贪污罪的惩治作出明确规定。

但总的来看，这一阶段的反腐败主要不是依靠法制和专门的反腐机关，而是依靠党和政府自上而下领导和发动的群众运动，如先后开展的整风运动、四清运动等。李永忠认为，并非像有人说的那样，“两声枪响”管了20年，更根本的原因是频繁的政治运动、群众运动极大地震慑和遏制了当权者。

由于当时物质资源匮乏、实行计划经济的空间伸缩较小，腐败多表现为“小打小闹”。 “有人贪污几十块钱团费都受到了很严重的处理。那个时代是‘万字号的都枪毙’，就是贪污上万元就枪毙。”红旗出版社副总编辑黄苇町说，“在群众的眼里，共产党的干部是很廉洁的。”

但北京大学廉政建设研究中心主任李成言认为，这一时期虽然经济领域腐败的发生相对较少，但“政治腐败”却呈高发态势，具体表现为大量的非正常的政治运动，如“家长制”、“一人说了算”的腐败作风造成了对党内不同意见者的迫害。

阶段特征：高压严惩运动反腐

这一时期，以“群众运动”的形式来作为反腐的载体，同时保持政治高压，单就反腐败的效果而言是很好的。但过于频繁的政治运动造成各级党组织和国家机关陷入瘫痪状态，社会主义法制遭到践踏，经济濒于崩溃边缘，代价惨重。虽然运动式反腐不能长久、也不可取，不过那种有腐必反、惩腐必严的理念，仍然是我们今天反腐败的宝贵经验。

经受长期执政的考验

时间：改革开放至今

经典场景：2002年12月5日，胡锦涛在就任中共中央总书记仅20天后，就冒雪来到河北省西柏坡进行调研。胡锦涛重温了诞生在西柏坡的著名的“两个务必”经典论述的涵义：党要经受住执政的考验，务必使同志们继续保持谦虚、谨慎、不骄、不躁的作风，务必使同志们继续保持艰苦奋斗的作风……

典型案例：胡长清案成克杰案郑筱萸案

“我们自从实行对外开放和对内搞活经济两个方面的政策以来，不过一两年时间，就有相当多的干部被腐蚀了。”在1982年4月10日的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上，邓小平发出了警告。他说，反对腐败是关系到党和国家生死存亡的严重政治斗争，“在整个改革开放过程中都要反对腐败！”